任弼时（1904年4月30日—1950年10月27日，Ren Bishi，Бринский），原名任培国，湖南汨罗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24年1月21日，列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样，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据史料记载，至少有5位中国人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为列宁守灵，他们是张太雷、任弼时、肖劲光、萧三和李富清。
他们和斯大林、加里宁、捷尔任斯基、蔡特金、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胡志明、福斯特、片山潜、皮克等一起，和90多万苏联各界群众一起，为伟大导师送上最后一程。
任弼时亲手绘制了列宁的遗像，悬挂在东方大学中国班里。
任弼时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反对轻易搞“路线斗争”，倾力抵制了各种“左”右倾错误，因而挽救和保护了许多革命同志免遭迫害和杀害。由于他在处理问题上周到细致，待人和蔼可亲，关心爱护干部群众，情系民众疾苦，于是，很多同志遇到问题都愿意找他解决，因此他被赞誉为“党内的母亲”。
1933年1月，执行王明“左”倾昌险主义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根据地后，进一步推行其“左”倾冒险政策，以“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他们先在福建批“罗明路线”，接着在江西整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当时任弼时虽然也执行了这些极“左”政策，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而不推波助澜。
在敌后万（安）泰（和）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当时被一名“AB团”分子供认为“AB团”总部负责人。有位领导同志决意要逮捕张爱萍，并把材料送给了任弼时。任弼时不信这一口供，因为他熟悉张爱萍的历史。张爱萍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以后又到红军工作，负过伤，后来又负责青年工作等，这绝不是一个“AB团”分子能做到的。
因此，他提出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检查中来找根据。”
他要顾作霖去万泰地区进行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为了防止肃反扩大化，他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尤其“不得随意乱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这一指示，无疑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是一次严肃的抵制，因而保护了一些同志没有受到伤害。
可是不久，临时中央认为他“贯彻政策不力”。5月，免去了他的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职务，派他去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
任弼时到达湘赣边区省委所在地禾川镇以后，最为当地干部所称赞的，就是他同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一些领导人做斗争，将党的许多好同志，从肃反扩大化的迫害下及时解救出来。
当时，边区省委在代理书记陈洪时（湘赣红军长征后叛变）、副书记刘士杰（长征中叛变）的把持下，利用改组省委的机会，打击和迫害原省委书记王首道、原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原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等许多重要领导干部。任弼时来到时，袁德生已被杀害；王首道被攻击为“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多次进行大会斗争，已撤销了一切职务；张启龙被攻击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判了两个月徒刑，准备杀害。被他们乱抓乱杀的，还有其他许多同志。
任弼时反对这种乱抓乱杀的做法。在他主持的省委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在肃反中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乱杀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杀人必须经过省委的批准。根据他的意见，省委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并成立了裁判部。他还坚决抵制了陈、刘两人提出要在军队中肃反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以后，张启龙从保卫局被释放出来，被陈、刘诬陷的张子意也被保护下来了，曾一度受排斥的张平化、王恩茂、曾涤等人，也不再受迫害，并给安排了工作。
而真正的反革命内奸却受到了镇压。上述许多被解救出来的同志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都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1938年2月，任弼时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不久，他受党中央的派遣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情况，清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国际上所形成的错误影响。之后，他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人。
当时共产国际的有些领导人，不太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把王明奉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为了改变这种错误的印象，任弼时到莫斯科后，立即写了一个报告，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他在报告中特别说到，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已经完全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因此，他断定说：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由于任弼时同稍后到苏联治伤的周恩来一起，向共产国际作了大量的说明，使共产国际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转变了对中国党内情况的看法。1940年初，当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提议再座谈一次时，任弼时又请周恩来谈王明回国后的情况。在这次座谈中，季米特洛夫也谈了他对王明的看法，认为王明不是一个老实人，并且明确地表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是别人，是毛泽东。
1940年3月，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同年七八月，党中央任命任弼时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党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并主管中央组织部、西北局和工青妇的工作。从此，他成了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整风运动开始后，曾发现有少数阶级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进行破坏活动。为纯洁干部队伍，党中央于1943年3月决定在整风运动中审查干部。但是，当时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康生，违背党的干部政策，主观地要各机关各单位都提出几个人作为突破点，并随心所欲地指名道姓，一次就圈定了陕甘宁边区的一个200人的名单，给这些人戴上特务、叛徒、反革命的帽子，一夜之间，全部关了起来；接着又在中央机关各部委逮捕了很多人。
这样一来，把审干变成了肃反，搞得人人自危，甚至连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党的“七大”代表也成了怀疑的对象。
任弼时发现这些情况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他说：“即使真有其事，用这种形式也是错误的。”他特别不同意对“七大”代表的任意怀疑。为此，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研究过很多次，认为应当坚决纠正在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错误。
43年，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政策。从而，使整风运动走上健康的轨道。
那个时候，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泽东。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新的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这一决定不仅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而且实现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党的七大时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即，任弼时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又委托任弼时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任弼时作为大会秘书长，代表主席团宣布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他在开幕词中特别指出：“在24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了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这次大会，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
任弼时于1950年10月27日逝世，10月28日上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到景山东街任弼时寓所吊唁。
1950年10月28日上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亲视任弼时遗体入殓，并为他覆盖党旗。
1950年10月28日，任弼时灵柩移至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执绋前导
1950年10月28日，刘少奇、周恩来向任弼时遗体告别
1950年10月30日，任弼时追悼大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首都各界群众四万多人参加，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讲话。大会主席团左起：彭真、陈云、刘少奇、周恩来、张澜、李济深、陈叔通、刘伯承。
1951年7月18日，任弼时遗体安葬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隆重举行。前排左二起：彭真、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后排左起：杨尚昆、董必武、陈云、吴玉章、李富春
1927年6月13日，党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
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
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
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同年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之后，新上任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握着任弼时的手，称赞他和团中央的觉悟及胆识。
从一定意义上说，陈独秀对任弼时的政治成长有过启蒙作用，任弼时尊重陈独秀，视其为长者。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真理的坚持。在谈到与陈独秀的政治争论时，任弼时曾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1949年任弼时再度休养后，毛泽东特意派人将一缸红鱼送至任弼时的住所，并附亲笔信说：“弼时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毛泽东六月九日。”
这时，新政协即将召开筹备会，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正在起草文件，刘少奇即将出访苏联。在紧张繁忙的时刻，毛泽东派人送来红鱼，小小的红鱼，寄托着战友的无限深情。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此时，正在玉泉山疗养所休养的任弼时心情无比激动。是啊，他和毛泽东并肩战斗、顽强奋战，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任弼时休养了一段时间，但病情没有根本好转。为此，中央决定送任弼时去苏联治疗。11月21日，毛泽东亲自致信斯大林，商议任弼时赴苏治病一事。11月底，任弼时赴苏治疗，临行前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到景山东街任弼时的寓所探望。
他们谈话开始不久，医生给任弼时服药，毛泽东以为谈话时间超过了医生的规定，说：“我马上就谈完，我就走。”毛泽东与任弼时握手道别，一再嘱咐他安心养病，尽早恢复健康。
这年12月16日，毛泽东也来到苏联进行访问。不久，毛泽东到任弼时所在的莫斯科皇宫医院探望。任弼时报告毛泽东，治疗有进步，年底可以出院。当任弼时转入莫斯科郊区的巴拉维赫疗养院休养后，毛泽东又专程到疗养院看望。当毛泽东得知任弼时的血压已经降下来时，便高兴地握着苏联医生的手说：“好得很!好得很啊!我代表中国人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950年5月底，任弼时从苏联返回祖国。医生本打算让他再静养一段时间方可适量地参加一些工作，但工作惯了的任弼时怎么也躺不住。6月25日，任弼时在听广播时获悉了朝鲜发生内战的消息后，便赶紧给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写信，要求恢复部分工作。信中说：“我回抵北京后已近1月，血压尚继续下降中(160左右)，身体也觉得坚实一些……最近几天内，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4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劳。自然初期不要过分疲劳，但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
见他工作心情急切，毛泽东同傅连暲医生通了电话，详细询问了任弼时的病情。经中央商议，毛泽东特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
恢复工作不久，任弼时便把自己的病情抛到了脑后，他先是把工作时间增加到5小时，后又要求医生把工作时间增加到8小时，而实际上他一投入工作就全神贯注，往往工作在8小时以上。
由于过度疲劳，病情恶化，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突发脑溢血，不幸与世长辞，享年46岁。
闻听如此晴天霹雳般的噩耗，毛泽东十分悲痛和震惊。
这不仅仅是由于任弼时是新中国成立后逝世的第一位党中央领导集体成员，而更多的原因在于：一则任弼时堪称党性和才干俱佳，可谓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干部；二则由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3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他们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同志加战友的深厚情谊。如今，任弼时却突然英年早逝。
△朱德和任弼时在延安.
任弼时逝世的第二天，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这天上午9时，毛泽东到北京景山东街任弼时住处，亲自看着任弼时入殓，给他覆盖党旗。他叮嘱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一定要扶养好孩子们，让他们好好学习，长大继承他们父亲的遗志！毛泽东还沉痛地亲自扶着任弼时的灵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表现出对亲密战友深深的痛惜和悼念之情。
为了纪念任弼时，沉痛之中毛泽东提笔写下了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1951年7月18日，任弼时的安葬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汉白玉墓碑的正面，端端正正镌刻着毛泽东的题字——任弼时同志之墓。
1904年4月30日，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今属汨罗市）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名培国，号二南。
1909年，随父亲任裕道寄宿课读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
1911年，正式进入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读书。
1914年，随父亲到塾塘乡任氏序贤初等小学住读。在此年的作文《民生在勤》、《自立》中分别写道：“用本国之货以挽回利权，则民生何至日艰矣！”“世界之人皆以自立为要，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等。
1915年夏，序贤初等小学毕业，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高等科。
1916年10月，加入一师附小组织的学艺会谈话（即“演说辩论”）部。
1916年11月，参加湖南省长沙教育会举行的追悼蔡松坡（蔡锷）大会。会后作文《追悼蔡公松坡感言》，慨叹：“吾人可不急起直追，继公之志乎！”
1916年12月，参加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高小部及国民部联合会操。后作文《说体操之利益》道：“国何以强，强于民；民何以强，强于身；而身何以强，体操锻炼而强之也。”而国民教育“于德育、智育之外，并重体育”，以“养成其协同尚武之精神，坚忍耐劳之习惯，活泼强健之身体。欲以救人民之文弱，国家之衰微也”。
1917年，继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学习。
1918年秋，高小毕业，考入长沙私立明德中学十七班就读。
1918年11月，参加湖南各界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提灯会。会后作文《提灯会纪事》道：“退而思之，我国之庆祝，止负协约之名而无协约之实，亦可愧也。自后我国可不力自振刷乎！”。
1919年春，转入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即长郡联立中学）第二十五班就读。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开始接受革命思想。运动中受长郡中学学生爱国会的聘请，课余担任“贫民半日学校”二、四、七班的音乐课教员。
1920年8月，参加毛泽东等正在筹建的俄罗斯研究会，并由该会推荐首批赴上海入“外国语学社”作留俄学习准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首批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1930年
1921年5月，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进行职业化装后，启程赴莫。
1921年8月3日，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或“东大”）中国班学习。改名为弼时，起用俄文名为Бринский（布林斯基）。
1922年1月21日－2月2日，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2年12月7日，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会议通过任弼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年底接替瞿秋白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西方革命运动史课堂俄语翻译。
1923年4月，出席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报告了青年团与共产党的关系、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等情况；批准、批转了一批党员，并强调了今后学习训练的要求等。
1923年5月，出席中共旅莫支部临时大会,在讨论训练方案时提议：研究内容增添少年运动一项；党支部负责青年团工作的执行委员应加入团支部执行委员会。
1923年6月30日，主持召开中共旅莫支部六月常会。
1924年1月25日，参加为列宁守灵等葬礼活动。
1924年7月，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代表之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23日，启程回国。
1924年8月受中共党组织指派，到上海大学教授俄语。
1924年9月，开始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会议，担任江浙皖区委委员，并被聘为编辑员，负责编辑《中国青年》及为《团刊》、《平民之友》等刊物供稿。
1924年10月9日，遵照团中央局决定担任团中央俄文翻译。开始在《中国青年》、《新青年》、《团刊》以及《中国工人》等杂志撰文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十月革命和青年团情况等。这一年发表的主要文章有《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Hand’s Off China》(不许侵犯中国)以及译文《中国的战争》（列宁著）等。
1925年1月26－30日，代表旅莫斯科的团组织在上海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加入了教育训练及经济斗争两委员会。大会通过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三届一次执委会上，被选为团中央局常委，任团组织部主任。
1925年5月6日，任团中央代理总书记。指导青年团积极参加“五卅”运动。
1925年7月21日，任共青团中央局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此后，他多次以团中央书记和组织部主任的名义签发通告，领导全国共青团在斗争中大力发展组织，积极开展各项活动。
1925年10月，出席中共四届二次扩大执委会议，任军事运动委员会成员。主持在北京召开的共青团第三届中央执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青年团各项工作决议案，指导青年工农和学生群众，去参加各种运动。1925年任弼时发表的主要文章有《列宁与青年》（《新青年》第一号）、《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中学校刊》三、四月合刊）、《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中国青年》第八十一期）等等。
1926年，领导青年开展反帝反军阀以及策应北伐的罢工、罢课等斗争。一年间，他除签发一系列共青团通告外，发表的主要文章有《联合战线问题》（《中学校刊》第二期）、《自五卅惨杀到北京惨杀》（《中国青年》第一一八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过去的一年》（《中国青年》第一二一期）、《十月革命与中国解放运动》（《中国青年》第一三九期）等等。
1926年2月21－24日，出席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
1926年4月，初与陈琮英在上海结婚。
1926年7月19日－22日，主持召开共青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讨论进一步明确共青团的性质和任务，以及怎样使团组织青年化群众化等问题，并首次作出开展儿童运动决议案。
1926年10月下旬，携夫人陈琮英启程赴莫斯科。1926年11月12日－12月12日在莫斯科出席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
1927年春，和夫人陈琮英由莫斯科返抵上海。
1927年4月27日－5月9日，出席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7年5月10日－16日，在武汉主持召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继续当选为团中央总书记。
1927年7月3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的扩大会议。会上，任弼时再次要求宣读6月底共青团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政治意见书”。
1927年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7年8月12日，主持在武汉召开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特派任弼时为全权代表，赴湖南考察省委领导暴动的情况。
1927年11月初，参加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任弼时为政治纪律委员会书记。后又兼党报委员会委员。
1928年3月，调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工作。
1928年4月──9月初，按照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期间与李维汉、罗登贤在上海主持中央（留守）日常工作。
1928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28年9月19日－28日，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安徽省巡视党的工作，解决中共芜湖市委反对安徽省临委的风潮问题。
1928年10月15日，在安徽省南陵县被捕，后押送到安庆安徽省法院，被押羁于饮马塘第一监狱。
1928年底，经组织营救出狱，回上海休养。
1928年，撰写、起草的主要文章、文件分别有：《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无产青年》1928年第四期）、《青年团的过去与现在》（1928年5月撰写，原名为《三年来中国共青团团务概况》；12月改名后油印出版。）、《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1928年5月为中央起草的《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1928年7月为中央起草的文件）等。
1929年1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8月13日，代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主持省委常委工作。
1929年11月17日，在上海被捕，关押于工部局提篮桥监狱。
1929年12月25日，经组织营救出狱后，留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1930年2月12日，中共中央调整，设立组织局，任弼时为组织局的成员，参加“争取自由大同盟”党团会议，指导工作。月中，巡视武汉。
1930年4月14日，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1930年8月7日，出席中共长江局会议，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和中共长江局合并后的总行动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
1930年9月4日，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
1930年10月，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和苏区军委委员。21日，回长江局工作。
1930年12月，随中共长江局回沪。
1931年—1940年
1931年1月7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2月13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常委。
1931年3月上旬，遵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率中央代表团离沪，前往中央苏区。
1931年4月17日，在江西宁都县青塘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后随军行动。
1931年5月24日，离开战斗部队，驻江西永丰，建立苏区中央局的日常工作。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叶坪出席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亦称赣南会议）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1年12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及党校校长。
1932年1月21日出席在瑞金召开的全国苏区少年先锋队代表大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说。
1932年3月18日出席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临时中央政府向大会作政府报告。
1932年7月21日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和项英、邓发、顾作霖一起坚持后方工作。同时，主持中央局会议，制定《战争动员及后方工作计划》。
1932年10月上旬出席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
1932年任弼时发表的主要文章有：《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省区首先胜利》（《实话》，中共苏区中央局刊物，1932年第七期）、《以布尔什维克的冲锋精神完成中央局扩大红军的决议》（《党的建设》，中央局组织部出版，1932年第四期）等数篇，阐述军事、政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1933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共临时中央合并，任弼时仍任合并后的中央局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
1933年3月中旬在湘赣两省组织会议上作工作报告。
1933年5月调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
1933年6月在中共湘赣省委红五月工作总结会议上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报告。
1933年11月21日出席中共湘赣省第三次代表大会，致开幕词并作政治报告。30日，被选为中共湘赣省委第三届执行委员。
1933年12月10日接替蔡会文兼任湘赣军区政治委员。
1933年任弼时发表的主要文章有：《什么是进攻路线》（《斗争》，1933年第三期）、《目前党组织上的中心工作》（《斗争》，1933年第五期）、《到处都“扯开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和《标本式的官僚主义》（《湘赣斗争》，中共湘赣省委和共青团省委机关报，1933年第一期）等数篇，阐述了全国和湘赣的政治形势。
1934年1月中旬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4年3月26日主持中共湘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决议，接受六届五中全会决议及中央给省委的指示信。
1934年7月23日接受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向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发出训令，作撤离湘赣苏区的准备。同时，被指定为中共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
1934年8月7日同红六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等一起，率红六军团先遣西征。
1934年10月24日在贵州印江木黄与红三军会合（会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与贺龙等统一指挥红二、红六军团。
1934年11月开创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任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
1935年1月6日在永顺县塔卧主持召开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最后的彻底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前面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
1935年2月11日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委员。
1935年9月29日在石门县磨岗隘（今磨市）主持召开红二、红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作《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报告，指出斗争策略方针，准备作残酷的、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1935年11月19日与贺龙、关向应等从湖南省桑植县统一指挥红二、红六军团突围，继续长征。
1936年2月在黔西县城主持召开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会议，决定两军团以黔西、大定、毕节地区为中心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并出席在大定县城内召开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1936年3月和贺龙率红二、红六军团在乌蒙山区与国民党军5个纵队周旋、转战千余里。
1936年7月和贺龙等率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红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兼二军政委；同时，随红四方面军北进，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力促三军大会师。同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副书记。
1936年9月初回红二方面军指挥部。
1936年10月和贺龙等率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1936年11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弼时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
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为配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彭德怀率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
1937年1月下旬和彭德怀一起到西安与杨虎城、王以哲晤谈，并到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做各方面的统战工作。
1937年3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揭发批判。
1937年6月和彭德怀、左权等在云阳镇红军前总驻地，接待国民党中央考察团。
1937年7月和朱德、彭德怀主持红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后的政治工作等问题。
1937年8月22日出席在陕西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23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组成人员。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
1937年9月初与朱德、左权、邓小平等率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1937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成立，任弼时任总政治部主任。19日，与朱德、彭德怀联名致电中央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
1937年11月会见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向她介绍八路军在山西等地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情况。同月，出席在石拐镇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会议。会议部署创建抗日根据地等问题。
1937年12月中旬会见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介绍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情况。
1938年1月撰写《山西抗战的回忆》、《怎样渡过抗战困难时期》两文，总结山西抗战经验，宣传持久抗战理论，提出渡过困难时期的办法。同月，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会议（简称“临汾会议”）。会议总结抗战经验，部署新的任务。
1938年2月中旬回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县长会议上作《支持华北抗战中的第八路军》的报告，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报告八路军情况。
1938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
1938年4月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大纲完稿。
1938年5月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向会议作关于书面报告的口头说明和补充。
1938年7月正式接替王稼祥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1938年9月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宣读《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之声明》。
1938年协助苏联外文出版局校订《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中译本，并亲自翻译该书第四章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节。同时，在苏联《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杂志发表的主要文章有：《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发展》、《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等，署名чинлин（陈林）。
1939年夏领导共产国际干部部的部分同志和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研讨“东方慕尼黑”问题，并将研究结果报告中共中央。
1939年10月与周恩来联名致信季米特洛夫，反映新疆迪化八路军军事学校培养军事技术干部中出现的问题，要求帮助解决。
1939年在苏联《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杂志等发表的主要文章有：《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等，署名чинлин（陈林）。
1940年3月结束中共驻共产国际工作，回到延安，参加书记处工作，分管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
1940年5月负责筹备中共七大工作，开始主持召开审查“七大”代表资格的小委员会会议，全年共计十六次。
1940年6月在中宣部召开的延安在职干部学习总结表彰大会上讲话指出：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同月，向延安党政军干部作《目前国际局势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的报告。
1940年7月为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在《新中华报》发表《为彻底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斗争》一文。同月，向延安党政军干部作《欧战后的国际形势》的报告。
1940年8月在毛泽东提议下，负责中共七大各种材料的准备工作，并任新成立的敌区工作委员会委员。
1940年9月出席延安万余名青年纪念国际青年节大会并发表讲话。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弼时负责领导陕甘宁边区工作。
1940年11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署名专论《中国青年与当前政局》。
1940年12月根据毛泽东提议，与博古、凯丰组成中央政策委员会，并负责主持委员会工作。
1941年—1950年
1941年1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策委员会第一、二、三次会议，讨论抗日根据地的文化、经济、锄奸及劳工等政策草案。
1941年2月在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召开的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作《皖南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形势》及《时局的发展和边区的任务》两报告。主持中央政策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再次讨论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条例草案。
1941年3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方针、时局和“七大”的筹备工作等问题。主持中央政策委员会第五、六、七次会议，讨论土地政策决定、合作社条例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问题等条例草案。
1941年4月主持中央政策委员会第八、九次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草案），并再次讨论根据地政权和土地政策决定（草案）。
1941年6月任新成立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同时，负责主持中央直属几所学校的组织机构改革，实行统一的实物供给制度。
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
1941年8月任中央调查局副局长、党务研究室主任兼根据地组组长。
1941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任弼时提出的《中央书记处的任务和组织条例》。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通知：任弼时兼任中央秘书长。
1941年10月参加清算党的过去历史委员会工作，负责指导各抗日根据地政治和党务的调查研究。
1941年下半年撰写《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
1942年2月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始负责中央党校的组织指导工作。
1942年3月参加张浩的追悼、安葬大会并担任主祭。
1942年4月按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开始负责领导陕甘宁边区总学委会的整风运动；同月，负责新成立的裁减委员会，具体领导精兵简政工作。
1942年5月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主持陕甘宁边区学习总委员会会议。
1942年7月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的报告。
1942年8月代表中央指导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党、政、军工作。
1942年9月4日－10月上旬和李富春、贺龙等出席整顿财政的财经委员会会议。
1942年10月19日－1943年1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驻会指导召开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
1943年1月7日－9日在西北高干会上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讲，阐述党的一元化领导、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以及陕甘宁地区党的历史教训与党性等问题。
1943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代表中央书记处作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方案的报告；被决定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中央书记处，并为中央组织委员会成员，具体负责陕甘宁和晋西北的工作。
1943年4月直接管理西安办事处工作。
1943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撰写《共产党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
1943年10月下旬和毛泽东、彭德怀到南泥湾视察。
1943年11月下旬参加中央高级学习组讨论党史会议，对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的革命实践及思想发展过程进行了总结和自我批评。
1943年12月出任为彻底改造军队政治工作而成立的政治工作委员会主任。同时，承担负责主持中央财经问题座谈会工作。
1944年1月13日－2月11日连续主持经济座谈会，讨论陕甘宁的经济建设、金融贸易及平抑物价等问题。
1944年4月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作《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长篇演讲。
1944年5月任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召集人。21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主席团成员之一；根据全会决定，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历时一年。同月，在毛泽东1941年9月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基础上起草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报告，标题为《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一稿。
1944年10月主持湘赣问题座谈会，并作总结性发言。
1944年11月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检阅即将出发南下的三五九旅并发表讲话。
1945年3月中下旬连续主持“七大”各代表团负责人会议，再次对代表资格逐个进行审查；月底，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通过毛泽东准备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和刘少奇准备提交“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担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和大会秘书长，主持“七大”开幕典礼并讲话。
1945年6月19日主持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任中央秘书长。继续分管书记处日常工作、组织工作、经济工作和工、青、妇群众团体及西北中央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等工作。
1945年8月28日与刘少奇、朱德及延安各界代表到机场送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谈判。9月参与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14日，与朱德会见苏联后贝加尔湖前线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
1945年11月下旬经斯大林派来的医生米尔尼科夫检查，发现任弼时病情严重；根据医生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任弼时休养一个时期。
1946年1月出席中共中央讨论停战和政治协商会议问题的会议。电复周子健，同意派人去山东争取国民党新编第六军陆军总司令郝鹏举起义。
1946年2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局、分局电，要求各地迅速制止对古迹、古物等的破坏，并3月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挺的复电，并建议把此事“经新华社作一新闻发出”。
1946年4月中旬参加中共中央举行的追悼“四八”遇难烈士大会；与朱德、刘少奇等率各解放区及延安各界代表与群众万余人赴机场接灵，并主持入殓事宜。1946年4月下旬－5月初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各解放区负责人研究土地和财政、金融、贸易等经济问题座谈会。
1946年5月4日在延安举行的学生及各界青年代表千余人纪念“五四”青年节大会上讲话；同月，为中共中央起草《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
1946年7月11日与朱德等专程到延安城南数十里的七里铺迎接从新疆归来的同志们；同月，与刘少奇等参加关向应的遗体入殓仪式等，并在延安举行的各界追悼关向应大会上作报告。
1946年8月26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建立青年团问题。
1946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由任弼时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
1947年1月13日与朱德一起慰问、视察中共中央军委二局并题词：“提高技术，精益求精。”
1947年3月12日与朱德、刘少奇等率中共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由延安转移到子长县的王家坪；月底，依照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和毛泽东、周恩来留陕北主持中央工作，任中央支队司令，开始为时一年的陕北转战。
1947年7月21日－23日出席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小河村举行的会议。
1947年8月21日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西北野战军指挥部驻地，参加沙家店战役总结会议；月底，与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开会，讨论毛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
1947年10月－11月间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电，指导各地区土地改革和经济工作。
1947年11月中旬因高血压病复发，遵中央安排，到警卫团骑兵连驻地钱家河养病。期间，对附近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土改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1947年12月7日－24日出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主持土改小组的讨论。
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阐明中共中央政策。并首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
1948年3月23日和毛泽东、周恩来结束陕北转战，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1948年4月主持干部汇报会议，总结土改问题；23日，与周恩来率中共中央机关部分人员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同朱德、刘少奇会合。
1948年4月30日－5月7日出席在城南庄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1948年5月8日、6月28日两次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整党和土改问题给晋绥分局的长电，纠正运动中出现的偏差。
1948年9月8日－13日出席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1948年12月与朱德视察中央军委二局工作。
秋冬任弼时抱病协助毛泽东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同时，指导筹备《中国青年》杂志的复刊工作。
1949年1月31日－2月7日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在西柏坡会见斯大林的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伊·米高扬，并与米高扬就经济、政治有关问题，单独交换了意见。
1949年2月18日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主任。
1949年3月5日－13日出席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作重要发言；25日，到达北平，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西苑机场与北平各界代表及民主党派负责人见面并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4月12日抱病代表中共中央向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并被推举为团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月中，开始在北平西郊玉泉山休养。 1949年5月8日出现昏迷症状，经医生诊断，脑部血管已有器质性变化，眼底有小的出血点。1949年10月1日在病榻前收听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实况广播。
1949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任弼时去苏联就医，12月抵达莫斯科。
1949年12月21日出席斯大林七十寿辰晚会。年底，移往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
1950年1月1日与分离十年的女儿任远芳在巴拉维赫疗养院见面。
1950年4月1日到达黑海疗养所疗养。
1950年5月17日结束赴苏疗养，带任远芳回国；28日，到达北京，朱德、聂荣臻、陈琮英及子女到火车站迎接。
1950年6月6日－9日带病出席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的部分会议；26日致信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其他同志，要求恢复部分工作；27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
1950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一周年庆典。1950年10月19日为筹备召开党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邀请河北省的部分领导干部在办公室座谈。21日为《中国青年》杂志创刊二十七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
1950年10月27日12时36分在北京逝世。
2003年5月31日全国妇联第八届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陈琮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任弼时夫人为陈琮英，育有四名儿女，大女儿为任远志，二女儿为任远征，三女儿为任远芳，一名儿子为任远远。
后人有诗赞任弼时云：
党内领袖中，弼时足称贤。弱冠赴俄，历北国之酷寒；及壮长征，率千军逾险滩。坚信卓绝，律己从严；党内持家，克勤克俭。斯伟人陵寝，简卧八宝山；念革命正气，长存天地间。嗟乎！壮哉前驱，励我攻关；神州腾飞，再慰九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