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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陽新發現兩名“慰安婦”幸存者:跑贏時間 留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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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5 04:55:28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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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歲的“慰安婦”幸存者劉慈珍在自己家中。 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陳棟梁希翼,通過講述者的個人經歷與歷史記憶,將歷史的真相在代際之間傳承,進而轉化成具有公共性和社會性的集體記憶。讓日本右翼能正視歷史,承認“慰安婦”制度的存在,是陳棟梁的目標,也是現存6位老人的心願。
    淩方貞與堂妹淩朵英被發現時,戰爭已經結束了74年。她們是嶽陽人,在日本侵華期間被擄走,被迫充當日軍官兵的“慰安婦”。
    戰爭勝利後,盡管她們將這段不堪回首的經歷深埋心底,卻依舊無法擺脫不時驚醒的噩夢,以及命運無常的糾纏。32歲的陳棟梁是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湖南地區)特約調查員,正是在他不斷地走訪下,淩方貞與淩朵英姐妹的身份得以確認。
    這也是嶽陽地區最新發現的兩位 “慰安婦”制度幸存者。淩方貞與淩朵英姐妹,與此前陸續發現的湯根珍、劉慈珍、彭竹英、張四珍一道,構成嶽陽地區的“慰安婦”幸存者群體,她們同生於上世紀20年代末,被強征時,年齡在14至18歲之間。兩名幸存者的發現,再一次揭開那段悲慟歷史的“傷疤”。
    3月6日,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发布的數據顯示,截至目前,中國大陸登記在冊的二戰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僅剩15人。幸存者在老去,記憶也在不斷含糊。新京報記者前往湖南嶽陽,用鏡頭和文字,分別記錄下了6位“慰安婦”幸存者現狀。
    這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鬼子來了日本兵進村的時候,淩方貞惟独15歲。那是1944年冬天,嶽陽縣翁江鎮來了“鬼子”。“騎著馬,扛著槍,要抓‘花姑娘’。”淩方貞正跟兩個姐姐坐在院裏石階上,村口蓦地傳來槍聲。“鬼子來了!”,有人驚惶地大叫。戰爭的陰影,已經在嶽陽上空飄蕩多時。
    1938年11月11日,日軍由鄂入湘,嶽陽在狂轟亂炸下淪陷。在此之前,母親抱著一個多月大的弟弟,帶上兩個姐姐,早已跑到山裏,躲進紅薯窖避禍。
    淩方貞因為年齡小,“沒跑得贏,被爹爹藏在屋內”。透過門縫,淩方貞看到,“打綁腿、帶著帆布帽”的日本兵,扛著“帶尖刀的槍”,在院裏走動。“有的兵留著小胡子,有的留著大胡子,有拿長槍的,也有拿短槍的。”侵略者的火把,映在淩方貞的臉上,他們端著刺刀,逼迫村民,“把自己家裏姑娘交出來。”
    為了阻挠日軍抓淩方貞,拉扯中,她的父親中了刺刀。那天同被抓走的女孩,雙手都被麻繩捆綁在一起,“一個接一個,被繩子連起”。在一長列隊伍中,淩方貞見到了堂妹淩朵英,“她在前頭,我在隊後,叫了幾聲,沒應我。”這些用繩子串起,用刺刀開路擄走的女孩,將會成為日本的“慰安婦”。
    慰安婦(Comfort woman),指二戰期間日軍推行的一種軍隊性奴隸制度,“慰安婦”群體,則是日軍性暴力的受害者。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的一名誌願者指出,在日語中,“慰安婦”含有自願意識,因而在表述時,會加雙引號。
    75年後,圍著燃燒的木柴,淩方貞端坐在藤椅上,說起這些往事,臉上的表情安靜如一汪湖水。在她身後,年久失修、頹圮的泥墻上雨痕斑駁。日據嶽陽的時間,長達6年10個月零4天。
    在此期間,多少中國年輕女性淪為“慰安婦”已經不可考。但從2016年起,湯根珍、劉慈珍、彭竹英、張四珍四位“慰安婦”幸存者,在嶽陽先後被發現。即使70多年過去,歷史的傷痕猶在。每逢雨天,淩方貞的雙腿都會隱隱作痛,這是當年防止逃跑被日本兵抽打的舊傷。至今未愈。1938年,日軍在嶽陽使用細菌武器,9歲的彭竹英因而雙目失明。
    1944年5月,彭竹英又被日軍強行抓去,成為了“慰安婦”。 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逐漸清晰的歷史雨後的左源村,空氣清爽、舒暢,微風透過玻璃窗框縫隙刮進來。“火埔”裏,火苗躥起,明火在風中左右搖曳,空氣中彌漫著濃烈的煙火氣。
    談及往事,淩方貞會不時扯動布絹掩面、談話常常因哭泣中斷。那個晚上,淩方貞與堂妹,還有一些同鄉女孩被帶到平江縣城。淩朵英回憶,這趟行程前後走了 3個多小時,期間沒給一口飯,“很多人最後都走不動了”。平江縣城,曾被征用為日軍據點的48間宗祠,如今僅剩下一間。青磚的墻體已經斑駁,打上“侵華日軍見證墻”字樣。關押淩方貞們的,是“一間青磚砌成的老式房屋,裏面同時關著很多女孩。”這些女孩的背景各異,但是都有同一個身份“慰安婦”。
    她們是從平江各地被擄來的。張四珍出生於1928年,有3個姐姐,3個弟弟。16歲那年,日軍在漢奸來村裏抓“花姑娘”。“日本鬼子來了就叫,姑娘姑娘大大有啊”,張四珍回憶,日軍進村不僅抓人,還會放火燒房子, “槍頭有把槍,那個刀尖尖的,放到槍上就長長的。逼迫我們摘野果給他們吃,讓我們上樹去摘”。
    劉慈珍被抓走時,惟独 14歲,當天晚上,她就受到三名日本士兵的羞辱。彭竹英不僅是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也是細菌戰受害者。1938年,日軍在嶽陽使用細菌武器,9歲的彭竹英因而雙目失明。到1944年5月,日軍來到彭竹英所在的村莊,“當時就站在門口,然後日軍把我抱到車上,帶走了”。
    那一年,她15歲。日本投降74年後,她們的故事以一種令人希噓的方式,走入公眾視線。2019年春節前夕,誌願者陳棟梁經多方打聽,發現兩位“慰安婦”受害者:淩方貞和堂妹淩朵英。經過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工作人員實地走訪,兩名“慰安婦”幸存者身份得到確認。兩姐妹的說法相互印證,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逐漸輪廓清晰。
    不願提及的“禁區”一道10米的青磚墻,隔開了墻裏墻外兩個世界。在當地居民的認知裏,墻內發生的事是不言自明的、是“公開的秘密”。淩方貞和堂妹在這裏捱過了3個月。
    她此前從未出過門,更沒有與外人接觸過,“我當時非常胆小,不停地哭”。每次,侵略者會將擄來的女孩從關押的房間,帶到另外的房間,事畢後再送回來。被投入“慰安所”後,劉慈珍每天都會遭到侵害。“那床上的被子,有這麽大的血勒”,彭竹英回憶起來,仍然會渾身顫抖。每次被羞辱時,她都“只好閉上眼睛哭”。
    張四珍在想起這段經歷時,會不停地摩擦雙手,“我很胆小,想逃出去,又沒有辦法,惟独不停哭,又不敢大聲哭”。因為不断“不聽話”,日本兵不時會用槍來敲她的腿。直到現在,傷口還會作痛。有些女孩因不堪屈辱而抵抗,最後往往會遭受皮鞭毆打。為了節約時間,日方不允許她們穿衣服,“只能縮在被子裏”。
    日本兵稱呼淩方貞“希羅醬(Miss Shero 音譯)”。多年過去,“請坐(どうぞ座ってください)”“請進(どうぞお入りください)”等日語詞,依旧留在淩方貞的記憶裏。“慰安所”裏的生存狀況很差,飽一頓饑一頓,吃的都是剩菜飯,“全看日本兵的心情”。
    日本全面侵華八年間,先後有20萬中國女性被迫充當日軍“慰安婦”,大部分女性被殘害致死或無法承受屈辱而自殺,惟唯一小部分幸存下來。1945年3月,中國軍隊反攻平江,淩方貞和同鄉女孩一道被挽救。那段不堪回首的經歷,成為很多人終生不願再提及的“禁區”。
    “她是受害者”3月8日,陳家坡。劉慈珍推開屋門,步履蹣跚地迎了出來。她戴著紫色氈帽,搬了一個小板凳坐在門口。門外那棵樟樹已逾百年,看著來往過客。劉慈珍愛幹凈,她不時會撣一撣衣服上的塵土,又摘掉粘在袖口的毛球。“這麽大年紀,有什麽說頭,過去了就過去了。”
    劉慈珍雙手緊握。過去幾十年,她從沒向養子提起過曾經的經歷。彭竹英要爽快一些。幾十年的農村生活經歷,讓她幹起活來輕車熟路。彭竹英仰著頭,伸出雙手,在胸前方左右摸索,觸碰到轆轤鐵柄後,熟練地壓起了水。
    “慰安所”的經歷,註定將纏繞她們一生。被挽救後,淩方貞嫁給一位忠厚農民,以務農為生。婚後,她育有四兒兩女,因家庭困難,有兩個兒子一出生就送了人;張四珍回家時,父親已經病逝。24歲那年,她嫁給一個抗戰士兵,後來生育了三兒一女。“男人不嫌棄我,他說,妳還是願意怎麽活,就怎麽活,那是日本人抓妳去的,又不是妳願意去的”,淩方貞低下頭,一雙因勞作而粗糙的雙手,不住扯弄著布絹,“不要講了,不要講了”。
    她捂住了眼。湯根珍今年已經99歲,臥床3年。她所住的東臥,沒有陽光照射,冷清陰潮。被抓走那年,她 18歲。十多年後,湯根珍的經歷在村裏傳開,有人說她“嫁給日本人”,更有人說她是 “漢奸”。
    “慰安婦”這個詞遠未流行的時候,這個群體被另一個充滿歧視象征的詞指代:日本娘。“廢了,活長了,沒实用”,躺在床上的湯根珍眨著渾濁的雙眼,眼皮耷拉下來。她住在郭鎮鄉建中村,距嶽陽市區14公裏。家裏已經很久沒有來過客人來,墻上的手撕日歷,時間停在3月7日。戰後,彭竹英一個人生活了三十余年。和湯根珍、劉慈珍一樣,因為日軍的摧殘,她們都失去了生育能力。
    張四珍患有高血壓,一天需吃兩次藥。目前,由大兒子照顧飲食起居,每年能領到1000多元的補助。淩方貞的大兒子不断未婚,次子多年前離婚,兩人目前都在外務工,她由25歲孫子賀毛保照顧起居。
    淩方貞不断飽受心理陰影困擾,她的經歷不敢告訴子女,也沒有可以傾訴的對象。3月9日,上海師大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陳麗菲教授,從上海帶來3個女學生,對淩方貞進行了口述錄入和影像采集。直到身份通過媒體公開後,村裏人了解到,淩方貞曾被日人本抓過,她是受害者。
    與時間賽跑曾經遍及日占區的“慰安所”,如今或被改建為陳列館,或因為地處僻静荒廢至今。彭竹英家僅200米遠處,當年被稱為日軍“娛樂所”的建築,如今易名為 “寶塔旅館”,仍在對外營業。這家磚木結構的旅館位於慈氏塔下。建築前身是普濟醫院,由美國傳教士建於1902年。
    “當時日軍的慰安所,就設在了塔前街普濟醫院院內”,湖湘文化與抗日戰爭研究中心收錄資料顯示,所有的女孩體檢以後都登記造冊,除了本名,還要取一個日本名字。
    日軍將婦女根據姿色和年齡,分為甲、乙、丙三等,依照等級標價,門口有日本憲兵把守,日軍每次支付2元、1元和5角不同的票券,這些票券是日軍的戰時專用貨幣,可以在日占區購買貨物。69歲的張德祥是旅館的老板。2000年買下這座荒置的舊式閣樓後,他與妻子共同經營至今。
    二樓110平米的空間,被厚板隔成了10個單間。雖然建築歷經數次翻修,但4平米大的隔間和紅杉木樓梯,仍保留著最初的模樣。彭竹英曾形容,在每個單間裏,都會傳來 “嘎吱”響的床聲,過道日本軍靴踩踏木板的聲響,還有慘叫的聲音。
    張德祥以每晚30元價格,將這些單間對外出租。這裏的住客,有擺地攤攤販、長途火車司機,還有清潔環衛工。他們對這家旅館的歷史並不清楚。張德祥打算將“寶塔旅館”繼續經營下去,“這家旅館已被列為文物保護範圍,政府將在今年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翻修”。
    2017年,一部有關“慰安婦”題材的紀錄片《二十二》,將這一群體的生存現狀帶到世人面前。導演郭珂說,拍攝影片,是想留下這段歷史,不被後人所遺忘,“當我們的後人再次看《二十二》時,可以獲得精神上的慰藉,回知道曾經戰爭中,有這樣一群人,在戰後70余年間,或多或少地還飽受著精神或肉體上的折磨。”
    郭珂最遺憾的,是被自己片中記錄的老人,接連傳出去世的消息。收集歷史證言的緊迫可見一斑。不過,與此同時,不斷有新的幸存者勇敢地站了來。
    陳棟梁希翼,通過講述者的個人經歷與歷史記憶,將歷史的真相在代際之間傳承,進而轉化成具有公共性和社會性的集體記憶。讓日本右翼能正視歷史,承認“慰安婦”制度的存在,是陳棟梁的目標,也是現存6位老人的心願。公益機構已經是連續第四年走訪登記在冊的“慰安婦”幸存者。
    “老人們年紀大了,我們在跟時間賽跑。”工作人員說。3月10日,平江縣左源村淩方貞家。廳堂的檀木桌上,擺放著一台舊電視機,屏幕上覆上了一層厚土。或許是不堪回首的往昔經歷,在心底留下難愈傷口,淩方貞每次聽到打雷聲,身體會情不自禁地一縮。
    晚上,她不敢開電視,“見到鬼子,我這胆小”,她拍著胸口。夢境或許是個港灣。夢裏是淩方貞15歲那年,她和“妹仔”坐在開滿黃色野花的庭落裏編花繩,嘴裏唱著童謠。在身後,白色郁金香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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